乔致庸是乔贵发的孙子,乔致庸经营“在中堂”乔家大院时,对村人和仆人极其厚爱,经常把面、油、肉、米、煤送到邻里或仆人家中；对年老的仆人则养起来,愿回家的发给养老金。邻里仆人如遇天灾人祸都给予大力资助,帮助解决困难。乔映霞是乔贵发的远孙,民国十一年,包头的商家杨志五实在还不了乔家的六万两白银,走上门来磕头哭诉,乔映霞通情达理当场决定全部免去,一时在包头商界引起巨大震动,无不对乔家大方、仗义、厚道啧啧称赞。

此外,乔贵发言传身教使乔家深明大义,其后代对国家更是慷慨有加,曾向清政府捐献过10万两白银,为北洋水师购买郭一艘大型军舰。为此李鸿章为乔家题写一幅对联。上联：子孙贤,族将大；下联：兄弟睦,家之肥。对这一门商家做了最好的诠释。

善于用人,聚集人才是乔贵发经商的重要策略,他办草料铺发迹后,又在包头开办“广盛公”商号。教导儿子：广盛公是长流水,包头是做买卖的好地方,经商之道在于用人,在于信息。乔贵发的广盛公商号,从米面粮油、金银铁器、布匹丝织直到典当账铺,处处都用的能人和细心之人。不能者试用期不到则给以银两婉言辞退。但一旦用准的人,他是百般依赖,给以厚待。到后来其孙子乔致庸更是注意网络人才。在各类人才中,有会算账的、能跑腿的、会应酬说话的,甚至有能观天象的,后来广盛公改名复盛公,包头经营规模越来越大,最盛时复字号有19个铺面,店员500余人。连当时北方有名的经商能人阎维藩、诸葛高钰、马荀、贾继英都汇集于乔家门下。靠了这些人,乔家又办起中国金融史上著名的大德恒、大德通票号,在包头、平遥、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全国各地设了30多个分号,进行金融贸易经营。1877年后,其后世子孙乔锦堂在包头继续开设广顺恒、双兴源、法中庸、义泰祥、复聚恒等钱庄。包头的名声业越来越大,“先有复盛公,后有包头城”的民民谚广为流传。一时间,包头作为北方的金融贸易重镇得以充分体现。

家规严厉。乔家明文规定有六条：一不准纳妾,二不准虐仆,三不准嫖妓,四不准吸毒,五不准赌博,六不准酗酒。这些条文从乔贵发起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。历任乔家后代商号总管都根据这些精神制定各时的条文。如1904年高钰任总经理时,新立号规五条,以绝弊端。如“各连号不准东家荐举人位。如实在有情面难推者,准其往别号转荐。现号人位,无论与东家以及伙友等有何亲故,务必以公论公,不准徇情庇护。”1913年大德恒经理修改号规十条,并对票号整顿,号召大家“益加奋勉,矢慎矢勤,彼此相关,互相赞助,巩固向来之营业,开辟未有之利源,庶为我两号大局增光。”

在执行这些号规中,乔家落实得很好,子女大都仿效约束不敢说疏忽。如乔致庸、乔映霞、乔映霄这些后代的婚姻,始终坚持了一夫一妻制,乔映奎的妻子只生女孩,不生男孩。虽然封建礼教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、“男权至上”等思想不断给以压力,而且按照乔映奎的家庭地位,娶个二房是顺手可得之事但在家规的约束下,根本不敢产生娶二房的念头,只得过继侄子过户顶门。

乔映霞持家时,按照条规给兄弟们各立斋名,互相勉励,让大家时时牢记,以图自强不息,勤勉创新,不断体会自立之道,内省补过、厚德载物的处世之方大力提倡刚强有力,欲求不能过多,不贪为贵,虽处资材丰厚优裕生活之中,亦不能恣意忘形。至于玩物丧志、奢靡乱心、挥霍暴天物、放纵、背弃伦理之事,一概不准。这说明,乔贵发一门在经商之中的头脑何等聪明清醒,使人们不难看到从乔贵发起,历经七世共200多年来包头经商蓬勃发展的其中奥秘。

今天寻找旧日乔贵发的铺面已很难见,但包头东河区西脑包至胜利路、和平路一带的商业气势却是百年承袭,这里的经商者多少也从乔家的经商文化中受到许多启迪,故东河区早就有商业之地的口碑。

包头市西口文化研究会